第533章 钱科长

程立站起来，拍了拍裤腿上的灰。“那我走了。过年的时候，替我跟你妈问个好。”

谢小为点了点头。程立转身往停车的地方走。走出几步之后，身后传来一声不太响亮但很清晰的话。

“程书记，我想问您一件事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我……还能回去读书吗？”

这句话问得很轻。轻到像是怕问重了会碎，又像是怕声音大了会把人吓跑。

一个经历过牢狱的年轻人，问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里有期待，但更多的是害怕——害怕答案不是他想要的。

程立站着没动，想了几秒。

他在心里快速过了一遍——中南大学，九四级学生，大二上学期被捕，休学至今。

学籍应该还在，但超过一年未注册，按校规可能已经被注销了。

但那个案子是冤案，法院已经改判无罪，按政策可以申请恢复学籍。

问题是政策是政策，执行是执行，学校那边不一定会主动办。

“你问过学校没有？”

“问过。”谢小为的声音更低了一些，“我给系里打过电话，接电话的老师说我的学籍已经被注销了。

他说按校规，休学超过一年不办理复学手续的，自动注销学籍。”

“你告诉他你的案子已经翻过来了吗？”

“说了。他说他做不了主，让我找教务处。”

程立听出了那个“找教务处”背后的意思——不是让你去，是把你推走。

一个系里的老师不会为这种事主动去教务处帮你问，他只会说你去找教务处，然后这件事就被搁置了。

你不去，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他的问题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这个年代的大学，没有微博没有热搜，一个学生被冤枉入狱又翻案出来，学校不会主动帮你解决学籍问题。

你得自己去跑，自己去找人，自己去证明你值得被重新接纳。而大部分人，跑到一半就放弃了。

程立在官场混过一世，太清楚这种事该怎么处理了。不是学校有多坏，是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已经被注销学籍的学生担责。

办成了没有功劳，办砸了要背锅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拖，拖到你自己放弃为止。

“小为，你把你的材料整理好，判决书、释放证明、学校的学籍证明，都复印一份。明天，我陪你去一趟长沙。”

“程书记，”谢小为的声音有些哑，“您……您愿意陪我去？”

“你一个人去，教务处的人不一定当回事。我陪你去，他们至少会坐下来听你说完。

不是因为我是什么大官，一个县级市的政法委书记，在长沙中南大学连个科长都不如。但多一个人站在你旁边，他们就多一份顾忌。”

谢小为没有再说话。只是传来一声极轻的吸气声，像是一个人在努力把什么东西压下去，但没有完全压住。

第二天一大早还没亮透，程立开着车出了冷江市区。

冬天的清晨路上没什么车，路灯还亮着，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投下一团团昏黄的光晕，像是夜还没走干净。

路面上结了一层薄霜，车轮碾过时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
程立打开收音机，调到省电台。正在播早间新闻，第一条是省里开了经济工作会议，省长强调要深化国企改革。

第二条是煤炭行业整顿初见成效，全省煤矿安全事故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五。

他换了台。音乐频道在放一首老歌，邓丽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。

出了城区上了省道之后，路两边的田野在晨雾里若隐若现，灰褐色的土地表面覆着一层白霜，看上去像铺了一层细盐。

远处的村庄还在沉睡，偶尔有一两扇窗户亮着灯，是早起的人在准备早饭。

到老虎冲村口的时候，太阳刚刚升起来，光线从东边漫过来，照在那棵老樟树的枝丫上，把那些在夜里结成的冰凌照得发亮。

谢小为站在那棵老樟树下面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，背着那个旧帆布包。

肖大姐站在他旁边，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，袋口扎着，露出里面叠好的衣服的边角。

蛇皮袋是化肥袋子改的，上面还印着“尿素”两个字。这种袋子在矿区的农村里很常见，装什么都可以。

这年头蛇皮袋可是好东西，很多地方都能够使用到它，家家户户都会把它收起来，没人会舍得扔。

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鬓角的白发在晨光里泛着细碎的光。

程立停下车，摇下车窗。“上车吧。”

一路上谢小为都没有说话。他靠着车窗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。

九六年的湘中农村，冬日的田野空旷而萧瑟。稻田已经收割完了，只剩下一茬一茬的稻桩立在干裂的泥土里。

偶尔经过一个村庄，能看到墙上刷着标语——“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”、“少生优生，幸福一生”，白灰字，有的还描了红边。

肖大姐坐在后排，手里攥着蛇皮袋的带子，攥了一路，指节泛白，但一直没松过。

上午十点，车子驶入长沙市区。九六年的长沙，和冷江是两重天。街上已经有了出租车，黄面的和红色夏利混着跑。

公交车的车身上喷着广告。街边的店铺放着流行歌曲，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，声音从劣质音箱里传出来，带着杂音。

中南大学的校门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。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校名牌，门卫室是一个红砖小平房，窗户上贴着“来访登记”四个字。

校园里的梧桐树都落了叶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。偶尔有一两个学生骑着自行车经过，车铃声在安静的校园里格外清脆。

行政楼是一栋灰色的四层建筑，楼前的空地上种着几棵梧桐树，树叶已经落尽了，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色的天空里伸着。

进门大厅的水磨石地面被踩得发亮，中间铺了一条红地毯，年头久了，红色已经变成了暗褐色。

墙上的公告栏里贴着各种通知，有考试的，有会议的，有后勤的，纸张新旧不一，边角被图钉钉得起了皱。

三楼，学籍科。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翻纸的声音。程立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一声“进来”。

钱科长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，正低头翻看一份文件。手边放着一杯热茶，杯口冒着白汽。

她抬起头来，目光先落在程立身上，又移到他身后看了一眼，然后重新落回程立身上。

“你们有什么事？”她低下头继续翻文件。

程立把来意说了一遍。

谢小为是中南大学九四级的学生，大二上学期因为被冤枉入狱而被迫休学，现在法院已经改判无罪，他想申请恢复学籍。

钱科长听完，没有马上回答。她把茶杯放下，手指在杯沿上停了一下，像是在组织措辞。然后她开口了。

“谢小为是吧？你的情况我听说过一些。但你的学籍在去年年底就已经注销了，走的是正常程序。

按校规，休学超过一年不办理复学手续的，自动注销学籍。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得等领导回来再说。”

她的语气很平和，每个字都踩在规矩上，挑不出毛病。

但程立听出来了，这语气里有一种熟练的推拒——不是针对谢小为个人，是针对每一个找上门来要求“特事特办”的人。

她大概接待过很多类似的情况，每一个都声称自己有特殊情况，每一个都说自己是被冤枉的。

她也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，所以她把所有来的人都推到“等领导回来”这个环节上。时间久了，那些人自己就走了。

“钱科长，法院的改判判决书和释放证明我们都带来了。他的案子是市里督办的，已经定性为冤案。”

他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压得很稳，“无罪，就是从头到尾都不该被抓、不该被关、不该被剥夺任何权利。”

程立把判决书复印件放在桌上，推到钱科长面前。

钱科长低头看了一眼，没有伸手去拿，目光在那页纸上停了两秒，然后抬起头来。

“这个我看到了。但恢复学籍不是看了判决书就能办的事，需要经过学院审核、教务处审批、主管校长签字，有一套完整的流程。

现在马上就要放寒假了，领导们都在外面开会，你把这些材料留在这里，开学以后我帮你递上去，到时候会有人通知你们。”

程立看着她的眼睛。她的回答很完整，每一个环节都说得清清楚楚。

“开学以后再说”，程立太熟悉这句话了。官场里最好用的推脱，就是用时间代替拒绝。

开学以后还有开学以后的事，材料会一直压在某一个抽屉的底下，等到下个学期、下下个学期，等到你自己都忘了这件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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